1933年，山西大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旅行者，他们登楼不暇观景，进庙不求仙佛，反而匆匆穿梭于楼台梁架之间，时而惋惜，时而庆幸，时而惊叹，时而沉思——他们当然不是普通的游客，而是以梁思成、刘敦桢两位先生为首的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调查组。
正是这次相遇，奠定了梁思成先生与大同的百年缘分。
1932年，梁思成先生在营造学社门前。
中西合璧筑大匠
1901年，梁思成先生出生于日本，他的父亲是近代著名思想家、史学家梁启超先生。在父亲的教导下，幼年梁思成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，但又不拘于旧学，具备了一定的国际视野。1924年，梁思成先生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，求学期间对建筑史领域表现出浓厚兴趣，父亲寄赠的《营造法式》一书更坚定了他探索中国建筑史的志向。这本书记录了北宋时期建筑的营造方法，但书中使用了大量宋代建筑学术语，艰深晦涩，梁思成先生很难将书中的内容与他学到的西方建筑知识相对应，他逐渐意识到，要想破译这部“天书”，必须对中国古代建筑有直观、全面的了解。
1930年，梁思成先生加入刚刚成立的古建筑研究机构——中国营造学社，并于次年起担任法式部主任，正式开始了他对中国建筑史的探索。他从明清建筑入手，仔细研读了清代《工程做法则例》，虚心向参与过故宫修缮的工匠们请教，然后实地测绘故宫等现存建筑，将实地测量的结果与文献记载相比较，最终掌握了清代官式建筑的建造方法。这次经历对梁思成先生后来的建筑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。
1932年，刘敦桢先生就任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，他与梁思成先生共同领导了学社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规模古建筑调查。这一时期古老中国正向现代化迈进，各种新旧思想激荡，国内政局不稳，又有外敌窥伺，对古代建筑的调查与研究面临着交通不便、经费不足等多重困难，甚至有时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，这样艰苦的环境中，一代建筑学人始终初心不改，执着求真，他们坚持文献考据与实地测绘相结合，用现代科学手段探索古代建筑的奥秘，成果斐然。
1933年造访雁北大地的古建筑调查，正是这幅学术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1933年，梁思成先生在大同善化寺普贤阁。
雁北流火访辽金
当营造学社一行五人来到大同时，正是农历七月过半、暑气渐退的季节，一场迷蒙秋雨更平添了一丝凉意。他们简单安顿好行李，直奔城内的华严寺与善化寺，做初步的考察，这两处辽金寺庙闻名海内，是此次大同古建筑调查的重点。
由于行程、经费都有限，一行五人选定了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、海会殿等六处建筑做详细考察与测绘，并略测了其他几处。除此之外，在大半个月的调查之旅中，梁思成先生等人还对大同的钟楼、城楼、云冈石窟进行了考察，基本完成以后又到应县详细测绘了佛宫寺释迦塔。他们返回北平后，又派社员到大同，补充了若干尺寸与照片。很快，在年底出版的学社汇刊上，梁思成、刘敦桢先生合作发表了《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》，详细介绍了他们的调查成果。
其实早在营造学社抵达大同之前，日本学者就曾对这里进行过考察，相关资料曾被广泛引用，但梁、刘两位建筑学家并未盲从日本学者的意见，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在《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》中，他们详细讨论了古建筑材栔、斗拱、梁架、屋顶等方面的异同和渊源,结合《营造法式》等传统文献和既往调查资料，探讨了宋代、辽代、金代建筑的区别，以充足的证据与严谨的论断，修正了日本学者对古建筑的年代判断。
除了对古代建筑的结构与年代进行研究之外，两位先生还在报告中呼吁对这些文化瑰宝进行有效保护：“惟大同辽金建筑，在我国建筑史中，所处地位，如是其重要，而其现状，则任其飘零风雨中，未加人力之维护。行见数十载后，此珍贵之古物，归于颓废，沦为尘壤。甚望地方当局，与海内热心人士，共策保存之术焉。”遗憾的是，在当时的中国，有识之士有心而无力，建筑学家们当时所见的某些场景，后人只能在测绘图纸与照片中追忆它们的神韵。
大同的古建筑调查，是梁思成先生加入营造学社以后参与的第四次实地调查，前三次分别前往了距离北平较近的蓟县、宝坻县、正定三地。其中蓟县和宝坻县的两次调查都源于偶然获知线索，并非主动谋划，而正定的调查由于当时战争阴云密布，行程被迫缩短，仅发表了一篇“纪略”作为初步报告。大同调查是当时用力最深、过程最圆满的一次调查，梁思成与刘敦桢两位学社主任联名撰写的调查报告，也代表着当时营造学社古建筑研究的最高水平。
林徽因女士信中描绘的调查路线。大同市博物馆供图
初见唐构逢世变
大同调查结束后，梁思成先生的足迹从北平周边进一步扩展，获得的建筑史资料愈发丰富，但他始终有一个遗憾，那就是一直不曾找到唐代木构建筑。1932年，梁思成先生发表的第一篇建筑史论文即是《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》，足见他对这个问题关注已久。
念念不忘，终有回响。1937年6月，梁思成先生一行四人从北平出发，先到太原，然后一路向北抵达五台山地区，他们没有进入台怀核心地段，反而沿着崎岖的道路走进了深山之中，最终在豆村找到了他曾在敦煌壁画里看到过的佛光寺，国内殿宇尚有唐构得到了确证。多年的愿望一朝实现，梁思成先生的激动自不待言，他们深知远来不易，谨慎而周详地对这里进行了测绘与记录。
找到佛光寺唐代建筑东大殿是划时代的发现，而此时也是家国命运的分水岭。当梁思成先生等人走出深山，到达代县时才惊悉发生“卢沟桥事变”，于是立刻启程返回北平。当时，部分铁路已经中断，一行四人分两路，由纪玉堂先生携带图录稿件到太原，梁思成先生等三人北出雁门关，从大同经平绥铁路回北平。
这是梁思成先生与大同的再次相遇，相较于四年前的古建筑调查之旅，心情自是天差地别——彼时他们恨不能有暂停时间的法术，把所见所闻全都记录下来，可这一次路过，却只恨山水重重，不能即刻回家。而这一次离开山西以后，梁思成先生持续数年的古建筑调查也暂告中止，大同意外成为这段古建调查史的一个句号。
随后，随着平津形势的恶化，梁思成一家被迫踏上了漫长的流亡之路，在最终抵达祖国西南的荒僻村庄后，贫病交加的梁思成先生仍然牵挂着那些调查过的古建筑。在回顾发现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经历时，他写下了“当时访胜所经，均来日敌寇所践大好河山，今已不堪回首”的悲伤词句。这种牵挂凝聚成了一种信念，要熬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天，“重访我们旧日的足迹，看看日军的炮火毁掉了多少无可替代的珍宝”。
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，战争岁月里的梁思成先生笔耕不辍，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情况下，继续他的研究工作。同时，他开始考虑国家面临的战后重建等问题，研究兴趣扩展到城市规划领域，这为后来的“梁陈方案”埋下了伏笔。
“梁陈方案”续新篇
北平和平解放后，梁思成先生受邀参与了这座古都的城市规划工作。1950年他与陈占祥先生合写了《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》一文（简称“梁陈方案”），就中央行政区的选址、旧城文物保护与利用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。
“梁陈方案”的核心内容之一，是在古城之外，另建新城，实现文物保护与城市规划的双赢。遗憾的是，由于种种原因，“梁陈方案”未能实现。“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”，两位建筑学家的心血在半个世纪以后，竟然与大同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21世纪初的大同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、人居环境差等一系列城市建设问题。在探索新路的过程中，“梁陈方案”走入了大同人的视野。基于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并重的建设思路，大同开始对古城进行大规模改造和修复，并且在御河东岸修建起了现代化的御东新区，这种做法有效缓解了古城的人地矛盾，居民与文物争土地的现象得到改善，短短数年间，城市面貌焕然一新，以煤炭为核心的经济结构逐渐多元化，文旅产业日益兴旺。
为了感谢梁思成先生对大同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贡献，今天的大同古城东门外，专门设立了一座梁思成纪念馆。梁思成先生的大同故事蕴含着这位建筑学家的爱国情怀与求真精神，就仿佛一座历经沧桑的古建筑，其中的某些部件或许早已修缮甚至替换，但它的结构历久弥新，值得后来者怀着敬畏之心去探究、去思索。
斯人已逝，精神不朽；功勋卓著，敬意永存。
文/李壮
编辑：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曹锐
